吴高林在2018年11月04日“广州外国语协会年会”讲话全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溢美之词。我特别高兴回到中大和大家见面,我和中大还是特别有缘分的,我从中国外交部出来之后,在中大任职过几年英语老师。当初是80年代的末期到90年代的早期,同时我也在广东省教育台主持过英语节目Step by Step。如果在场的朋友有听过的话,节目里是有一个男音,一个女音,男音就是我,共主持了三年的英语节目。

谈到翻译工作,这是我从小的梦想。为什么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呢?那个时候闭关锁国,我是70年代开始读书的,所以大家对外面的世界都充满了特别的好奇心。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言,怎么样才能够走出中国?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我对数学反应十分愚钝。我到现在对数学、对数字还没有任何感觉。正好我们高考的那几年,数学也不算分,我就这样混进了一个大学,而且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上海外语学院。我当初是以株洲市以及湖南省外语单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

应该讲,我这是因祸得福,我避开了我所之短,我不擅长的学科不用考,我也没有去学。我所之长,正好是后来国家改革开放所极大需要的专长。我们当初选择外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底气的,我把这种心态叫做sheepish,而且家长们也觉得没有面子,为什么?人家要么学理科,要么学文科,学外语的志愿往往是排在最后。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英语正好是国家需要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外语人才的大量需求。81年,我进入大学,一直在圆一个出国梦。当初出国的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微乎其微,因为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对外交往还是相当有限,所以我在学校特别努力学习英语,希望能考上联合国的高级翻译,我认为这是出国的最好途径。

在中学和上外的这么多年,我每天早上坚持朗读英语,最起码一个小时。我的英语口语是当年听BBC听VOA练出来的。听这两个台的时候还会被误解成有偷听敌台之嫌疑,所以我还要偷偷摸摸的、小心翼翼的听这两个台的英文。在湖南中学时候比较紧张,拿一个短波收音机,有时候信号也不好,所以学习起来感觉很不方便。我每个礼拜都跑去新华书店,把新华书店里面凡是英文的,不管是字典,小说或课外读本,只要有英文版的全部都买回来。包括狄更斯的《双城记》,《伟大前程》、还有《基督山伯爵》等。在上海的时候,稍微开明一点,英文资料也多了一些。大家现在学英语的条件比我们之前好多了,这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能够接触到很多英文信息,让你们应接不暇,我们那个时候能够看到的资料都是零零星星的。

其实我当初对学英语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一直抱着考联合国高级翻译的梦想,最终也没考进去。因为外交部耍了个滑头,外交部在1984年开始招高级翻译,他们把高级翻译的考试定在当年的年底。考联合国高级翻译的人知道,当初的考试在每年的二月份。

对我来讲,我觉得只是增加了一个机会,外交部的高级翻译考得上我就去,考不上的话,我第二年继续考联合国高级翻译。结果1984年12月份考试完了之后,上海考上两位英文高级翻译,一个是我,一个是现在还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英语节目。我就这样去了外交部。那年是1985年,正好赶上中国外交的辉煌时期。

那个时候的体制是分配工作,如果要靠学校,我是很难被分配到外交部的,这种机会很渺小。所以大家读书要努力,有时候你不改变命运,命运就要捉弄你。

当初在Zhao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外交从各个方面都打开了相当广泛的局面,现在也很难再现其辉煌。因为1983年里根总统访问中国、1985年李先念主席访问美国,1986年10月英国女王第一次访问中国,这都是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们回过头来看,任何在学校付出的努力,对今后的工作、生活和事业都会有重大的影响。我读过四所大学,一个是上海外语学院,一个是北京外交学院,一个是东伊利诺斯大学,我在这里研读美国历史,另外一个是伊州州立大学,学习艺术管理。

我在中国读的这两所大学为我的事业奠定了很高的起点。我的第一份是外交工作,每个礼拜见到的都是各个国家的重要人物。这些都对我今后特别是现在做商务交流,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我第一次给基辛格博士做翻译的时候是1986年,到现在总共是32年的时间,我跟他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他最终成为了我人生中重要的导师,我是获得了基辛格博士的奖学金读完了美国历史学位。早年给里根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做翻译的时候,我就跟共和党结上了深厚的缘分,所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头衔,这跟我早年在外交工作的时候跟他们的结识以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我今天这个讲话不代表任何学术性,只是个人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第二波的中国外语教育高潮是互联网的开启。因为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信息直接从国外进来,这让我们不得不学好英语。像搞IT的,他们英语说的不怎么好,可是写代码,阅读能力还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最近40年的这两波英语教育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为国外文化走进来做了很好的铺垫。

我们作为外语系的同学,我们要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特别对外传播上,中国成为第二大的世界经济体,我们更应该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中国文化对世界一直都有影响,我希望这方面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不是负面的、消极的、向下的。

在外交工作中,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外国元首来中国或者跟中国领导人进行洽谈时,都会以引用一些中国的经典词句为自豪。像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他来中国时说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When you know a thing, hold that you know it, and when you don’t know a thing, allow that you don’t know it, this is knowledge)。法国总理希拉克到中国来访问,他也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名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If two people are of the same mind, their sharpness can cut through metal)。李先念总理1985年7月份到美国访问,里根总理引用了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How happy we are, to meet friends from afar)。马上就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情感拉近了。所以我们都要知道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一种是积极性,一种是消极性。我们要更多地传播,让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传播出去。

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中文在世界其他语言中有正面影响的词汇相当多,例如丝绸/Silk、陶瓷/China、茶叶/Tea等等,这些都是很正面、很积极。最近我们有一些流行词语,例如: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更有甚者,前一段时间在瑞典发生的中国家庭的碰瓷事件,我们又把“碰瓷”这个词传出去了,Peng+C,就变成了中国碰瓷的典型的翻译。所以我希望这种词汇不要太多地出现在牛津词典或者韦氏词典里,希望更多正能量的、经典的词语出现在词典里面。

离开外交工作这么多年,也就是离开了翻译工作之后,我自己一直对笔译工作还是很有兴趣。我翻阅了中国很多古典著作,包括道德经、易经、诗经等等,我们发现中国的文学著作的翻译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一些思想著作还是存在很多的错误,当初翻译这些著作很多都是老外。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他们把易经、诗经、道德经翻译出来,也是做了巨大的贡献了。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翻译成果是不容易的。就道德经来讲,有二三十种译本,每一种都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版本是1973年在马王堆发现的道德经帛书的甲本和乙本。甲本是汉代以前的版本,里面没有任何避讳之词;乙本是汉代的版本,因为里面把“邦”全部改成了“国”。但是,“邦”与“国”有时候是不同的概念。老外的诸多译本中就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们,我们应该担起一个国家责任。这个责任是把中国的经典文学、历史、传统文化、思想向外推广出去。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今后有可能成为第一大国的时候,如果没有深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支撑的话,这种盛况持续的时间就会很有限。只有让我们的优秀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发扬出去,像大家读西方经典著作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莎士比亚、康德等的著作一样,来学习中国文化。世人才会真正知道中国是一个强国。

谢谢大家。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